甲类有鬲、釜、茧形壶、小罐、蒜头壶、盆、广肩罐（缶）、中口罐、大口罐等，这类因素在墓地中占主体地位，占陶器总数的89.8%。陶鬲联裆、足跟较低，裆部饰麻点纹；釜由束颈、圜底饰交错绳纹到颈较矮、折腹、圜底饰麻点纹；茧形壶由圜底发展为圈足并不断变高；广肩罐肩面斜直、折肩；蒜头壶、大型盆、中口罐、大口罐等在关中秦墓中都比较普遍，无明显差别。总之，这类文化因素应该属秦文化系统。
乙类器物数量较少，占陶器总数的1.3%，典型器物只有鬲，形制为夹砂灰陶，矮束颈，腹呈罐形，小实足跟。这类器物在山西东周考古发现中常见，如鬲M313:3、M263:1分别与寨头河M32:2[3]、下平望M13:9[4]相似，属于广义晋文化系统，此时应该是魏国遗存。
丙类器物数量极少，占陶器总数的0.8%，包括单耳、双耳铲足鬲和单耳、双耳罐。这类器物一般夹粗砂，陶质较酥，烧制火候低，陶色斑驳，手感稍轻，素面。这类文化因素应该属于毛家坪B组遗存，即通常认为的西戎文化，主要分布在陇山两侧，近年来已多有发现[5]，如鬲M149:2、单耳罐M120:2分别与寨头河M11:1、M11:2[6]相似。
丁类器物占陶器总数的6.1%，目前只辨识出陶鬲。陶鬲为夹砂灰陶，方唇，高领，低分裆，矮圆足跟，腹饰竖或斜绳纹，裆部饰斜绳纹。有无耳、单耳和双耳之分，又以无耳鬲为主。这类器物在以往东周考古中极少发现，容易和铲足鬲混淆。根据器物形态、墓地位置和文献记载推测，其应为李家崖文化在战国时期的孑遗，可能是西落鬼戎的后裔，可暂称为月家庄墓地丁类遗存或“月家庄类遗存”，详细论述见后文。
戊类器物占陶器总数的2%，主要是陶罐，为夹细砂的深灰或浅灰陶，陶胎稍薄，侈口，方平唇，斜直领，球形腹，平底，饰绳纹，有无耳、单耳和双耳之分，又以双耳占多数。这类器物在器形上与“辛庄类遗存”最为相近[7]，唯一区别是前者器饰绳纹、后者素面，两者应该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在论证“辛庄类遗存”的时候，发现其向南已经到达了富县、宜川，两县与洛川接壤，其最南部遗址点距离月家庄墓地约60千米。
三、“月家庄类遗存”分析
上文提到的丁类遗存具有自身的独特特征，或可暂称为“月家庄类遗存”。以下从四个方面试做论证。
（一）陶器主要特征
这类陶器目前能辨别出来的只有鬲，一般为夹砂灰陶或灰褐陶，方唇，高弧领，领和腹无明显接痕，分裆，袋足，圆足跟，多通体饰绳纹。手感较秦器和晋系陶器要轻，陶胎稍酥。整体器形较小（图一，6）。
图一 “月家庄类遗存”、毛家坪 B 组遗存和李家崖文化器物演变关系
（二）来源与演变
这类器在以往的东周考古中极为少见，其器形和装饰风格与李家崖文化的同类器有较多相似之处。李家崖文化中有一类陶鬲，夹砂灰陶，高弧领，领、腹分界不明显，分裆，大袋足，圆柱足跟，多数通体饰竖绳纹，有大、小之分，月家庄类遗存与其中的小型鬲尤为相像。如月家庄M254:3（图一，6）与李家崖A1T13H1:1[8]（图一，5）相近，共同特点是夹砂灰陶，方唇，高弧领，分裆，圆柱足跟，通体饰绳纹。惟李家崖鬲整体瘦高，柱足跟也高，月家庄类陶鬲略显宽扁，柱足跟较矮。据曹大志统计分析，李家崖文化的分布范围已经达到陕北黄土高原的南缘[9]，张天恩进一步指出李家崖文化或约在殷墟二期阶段已涉足渭北平原东北部[10]。显然李家崖文化已经覆盖了月家庄所在的洛川区域。从器类特征和地理位置看，“月家庄类遗存”极有可能就是李家崖文化在当地的遗留或孑遗，两者存在有某种承续关系。
并不是说“月家庄类遗存”就应该属于李家崖文化，实际上，这一类遗存与李家崖文化仍有较大区别，比如出现了少量单耳、双耳鬲，由于没有单纯的遗址发现，其面貌还十分模糊。另外，“月家庄类遗存”与李家崖文化时间上相差太远，即使源于李家崖文化，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应单独区分出来，可暂称为“月家庄类遗存”，等到单独存在的遗存有较多发现之后，可再进一步讨论。
（三）与铲足鬲的区别
“月家庄类遗存”最容易和毛家坪B组遗存混淆，但两者有明显的区别。首先，陶系不同。前者多夹细砂，后者夹粗砂；前者以灰陶或灰褐陶为主，后者陶色斑驳不一；前者陶胎较结实，后者陶胎较酥，烧制火候低；前者多通体绳纹，后者多素面。其次，器物特征不同。两者最大的区别在足跟上，前者为圆足跟（图二，1～4），后者为扁足或铲形足（图二，5～6）。此外，两者至少在战国时期不仅并行发展，而且还似有各自分布区域，即毛家坪B组遗存主要分布在陇山两侧，关中地区秦墓中有零星发现；“月家庄类遗存”尚未在陇东地区发现，关中地区亦罕见，仅半坡M88:1和M10:1或与此同[11]。
图二 “月家庄类遗存”、毛家坪 B 组遗存中的陶鬲及足跟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与月家庄墓地直线距离仅35千米的寨头河墓地是一处战国早中期的戎人墓地，出土了包括铲足鬲在内的大量毛家坪B组遗存[12]，但未见一件“月家庄类遗存”。而月家庄墓地共出土38件“月家庄类遗存”陶鬲，集中在战国中期后段，占该墓地出土全部陶鬲的40%，是目前出土该类遗存最多的一个墓地，而该墓地出土的毛家坪B组遗存陶器仅5件，其中3件为铲足鬲。
之所以容易将“月家庄类遗存”与铲足鬲混淆，主要在于器形大体相似——弧领、高领分裆，均有一部分单耳或双耳鬲。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二者有共同的文化来源，笔者在《毛家坪B组遗存再认识》[13]一文中已经指出，毛家坪B组遗存中的高领分裆鬲可能就是李家崖文化西迁南下时与寺洼文化融合的产物（图一，1～4），其与同样源于李家崖文化的“月家庄类遗存”相似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可做一推测，李家崖文化后来至少发展为两个分支，一支西迁南下与当地寺洼文化融合，演变为毛家坪B组遗存的一部分；另一支在当地演变为“月家庄类遗存”，得以保留更多李家崖文化的特征，比如圆柱足跟、通体绳纹、灰陶质等（图一）。但遗憾的是，无论是毛家坪B组遗存还是“月家庄类遗存”，年代与李家崖文化相差太大，存在较大缺环，有待于今后更多考古发现补充。
（四）族属蠡测
根据“月家庄类遗存”的渊源、位置和文献记载，推测其可能与鬼方或西落鬼戎有关。上文已经论述，“月家庄类遗存”器形特征与李家崖文化最为相像，分布位置亦有重合，极有可能就是李家崖文化在当地的遗留或孑遗，两者存在某种承续关系，而学界又多认为李家崖文化的族属与鬼方有关[14]。
文献和金文均表明，自晚商始，鬼方（猃狁、戎）就活跃于包括洛川在内的关中东部及其以北地区。《后汉书·西羌传》“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15]《易·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16]《今本竹书记年》载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17]可见武丁曾多次征伐鬼方。张天恩指出“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其中‘荆’指陕西阎良与富平之间的黄土山梁，现仍称荆山、荆原等，武丁征伐的显然是已进入关中平原北部的李家崖文化”[18]。
《古本竹书纪年》载：“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19]西落鬼戎大概率就是武丁征服的鬼方，位于北洛河附近。张天恩认为“可能是武丁征伐几十年后，鬼方实力恢复后再次侵扰关中，周人代商王朝征伐鬼方于北洛河地区，并俘获其首领二十人。战后可能有不少鬼方之人归附，被安置华县一代，野沃沟墓葬，东阳遗址李家崖文化遗存的发现，复活了这一段历史”[20]。《史记·匈奴列传》：“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而营洛邑，复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泾、洛之北，索隐曰：晋灼曰‘洛水在冯翊怀德县，东南入渭’”[21]。
西周晚期多友鼎、不其簋、兮甲盘、四十二年逨鼎、虢季子白盘等铭文，都与周伐猃狁有关。据学者研究，从西周中期一直到春秋初期，猃狁一直是周人的巨大威胁[22]。李峰也指出“猃狁对周政权的安全构成了最有恐惧性的威胁，并同他们之间的这场战争无论是对西周社会还是周人的心灵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23]。虢季子白盘铭“薄伐猃狁，于洛之阳”[24]，此“洛”最大可能应该是北洛河，洛之阳即洛河之北，北洛河大致有三段是西北—东南流向，符合洛河以北的方位，即甘泉以北的洛河上游、白水以北的洛河中游、大荔县域附近的洛河下游。甘泉以北的洛河上游距离周都太远，大荔县洛河下游又距离周都太近，只有白水以北的洛河中游可能才是周与猃狁拉锯和防御的重点区域。这也正是李家崖文化顺洛河谷地南下关中的通道。
东周时期，该区域仍有大量戎人活动。《史记·秦本纪》“武公元年，伐彭戏氏。《正义》：戏，音许宜反，戎号也。盖同州彭衙故城是也。”[25]《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伐骊戎”[26]，《汉书·地理志》载“新丰，骊山在南，故骊戎国。秦曰骊邑”[27]，《左传》闵公二年“虢公败犬戎于渭汭”[28]；《左传》僖公二年“虢公败戎于桑田”。“渭汭”即渭河入黄河处，在今华阴附近。桑田在今河南灵宝县。《古本竹书记年》“（武公）七年，芮伯万之母芮姜逐万，万出奔魏。九年，戎人逆芮伯万于郊”[29]，可见芮伯万被逐后，得到了戎人的救助，后“秦人纳芮伯万于芮”。刘家洼遗址考古表明，该遗址是芮国后期的都邑遗址，中字型大墓M2墓主可能就是芮伯万。该遗址发现有金丝耳环、铜鍑、金虎、花格剑等北方文化器物，可能和戎人有关[30]。刘家洼遗址距离月家庄直线距离25千米，而同样是配合黄蒲高速考古发掘的黄龙县界子河墓地发现8座春秋早期墓葬，其中M1出土2件金丝耳环与刘家洼出土的相同，可能也是北方戎人遗存，界子河距离月家庄仅5千米。
上文提到的鬼方、猃狁、西落鬼戎、犬戎等族群，自商至战国都曾活跃于关中北部或西北，长期对渭河流域构成了极大威胁。该区域考古发现的李家崖文化、刘家洼遗址中的北方因素，以及本次发现的“月家庄类遗存”，时间跨度也刚好是殷商至战国，也都位于关中渭北台塬及以北。这些考古发现与该区域族群，不仅时间重合，二者还有着共同的地理坐标——北洛河。这种时、空上的契合，又不得不将二者紧密联系起来。
月家庄墓地处在洛河中游，“月家庄类遗存”时代为战国中期，也恰好处在这个时空范围之内，其所代表的人群似乎还是应当在其中寻找，概不会出其范围。依据器类特征、与李家崖文化的承继关系、出土位置以及该区域的族群分布，推测“月家庄类遗存”族属最大可能应是鬼方或西落鬼戎后裔。需要说明的是，自殷商至战国，时间长达千余年，部族迁徙兴亡演变又极其复杂，即使有某种延续也将发生很大变化，将文献记载的族群与考古发现对应历来是古史研究的难题，目前这种认识也仅是基于现有材料做出的推测，还需要更多的新资料来证实。
四、墓地形成过程及历史背景
月家庄墓地处于陕北黄土高原南缘，所在的长塬北高南略低，塬面较平坦，东侧为石堡川水库，西侧为大冲沟，史家河从墓地南侧流过，向西约20千米注入洛河。调查勘探发现，墓地范围东西最宽450米，南北长1200米，初步估计墓葬总数达上千座。
墓地呈现出由中心向四周、由密集渐稀疏的分布特征。第一期，墓葬最先出现于墓地的中部，分布密集，一期1段为平行式洞室墓，一期2段以直线式洞室墓为主，仍有少量的平行式洞室墓。第二、三期墓葬向四周分布，且较为稀疏，墓葬为直线式洞室墓。这种墓地形成过程在山西上马墓地也可见到[31]。
根据已有考古发现可知，月家庄所在的陕北南部地区，春秋属晋，战国早中期为魏国所有，此外还分布有戎、狄族群，秦人势力尚未到达这一区域，较为典型的例子是据此35千米的黄陵县寨头河和史家河墓地是战国早中期魏国统治下的戎人墓地[32]；魏国曾在洛河以东地区修筑长城以拒秦。公元前330年“（秦惠文君）八年，魏纳河西地”、公元前328年“张仪相秦，魏纳上郡十五县”[33]，这两次战役后，魏国彻底退出陕北地区，秦代魏取得了对陕北的占领和控制，月家庄秦人墓地的出现与此密切相关，即秦人占据河西和上郡后，对此要道进行战略把控，从而在此逐渐形成秦人大型公共墓地。
墓地第一期出现多种文化因素，代表了不同人群，甲类因素为秦人遗存，乙类因素为魏国人遗存，丙、丁、戊类可能为戎、狄遗存。乙、丙类最可能来自于黄陵寨头河墓地，与月家庄墓地隔洛河东西分布，仅相距35千米。寨头河墓地在战国中期废弃，而月家庄墓地在战国中期偏晚出现，两者地点相近，时间相接，是秦、魏势力进、退的直接反映。丁、戊类文化因素则代表了当地的西落鬼戎、白狄人群，墓地中不同因素的出现意味着秦人对本地原有人群的接纳。
第二、三期，随着秦人统治的稳定和加强，尤其是秦统一进程的推进和实现，其它因素消失，墓地表现出典型的秦文化特征。黄陵史家河战国戎人墓地进入战国晚期后也表现出浓厚的秦文化特征，可相互为佐证[34]。
五、结 语
本文综合墓葬形制、葬俗、规模和随葬品等情况，推测月家庄墓地是战国中晚期的秦人墓地，为探讨战国时期陕北南部地区的政局演变和族群融合提供了难得的考古新材料。本次初步辨识出的“月家庄类遗存”是李家崖文化在战国时期的孑遗，是鬼方或西落鬼戎后裔的遗存，该类遗存的辨识和发现，为研究李家崖文化的最终流向提供了重要线索，也让我们逐渐清晰地认识到，李家崖文化此后发展为不同支系，是两周时期分布于西北地区西戎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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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保护研究院，洛川县博物馆.陕西洛川月家庄战国秦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3（1）:13－23.
[2]孙战伟.洛川月家庄战国秦墓陶器分期研究.待刊.
[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黄陵县旅游文物局，编著.寨头河[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75.
[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下平望墓地发掘报告[G]//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三晋考古（第一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189.
[5]孙战伟.毛家坪B组遗存再认识[J].考古与文物，2019（2）:77－84.
[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黄陵县旅游文物局，编著.寨头河[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39.
[7]孙战伟.陕北战国时期“辛庄类遗存”初论[J].考古与文物，2020（5）:79－87.
[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李家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120.
[9]曹大志.李家崖文化遗址的调查及相关问题[J].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7）:42－75.
[10]张天恩.晚商西土考古学文化变迁与社会管理的认识[J].江汉考古，2020（3）:68－75.
[11]金学山.西安半坡的战国墓葬[J].考古学报，1957（3）:63－92.
[1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黄陵县旅游文物局，编著.寨头河[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3]孙战伟.毛家坪B组遗存再认识[J].考古与文物，2019（2）:77－84.
[14]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M]//邹衡，著.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53－293；吕智荣.鬼方文化及相关问题初探[J].文博，1990（1）:32－37；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15－29；曹玮.陕晋高原商代铜器的属国研究[G]//李宗焜，主编.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二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303－328.
[15]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65:2870.
[16]刘沅.周易恒解卷四：周易下经[M].成都：巴蜀书社，2016:190.
[17]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70.
[18]张天恩.晚商西土考古学文化变迁与社会管理的认识[J].江汉考古，2020（3）:68－75.
[19]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65:2871.
[20]张天恩.晚商西土考古学文化变迁与社会管理的认识[J].江汉考古，2020（3）:68－75.
[2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2:2882.
[22]彭裕商.周伐猃狁及相关问题[J].历史研究，2004（3）:3－16.
[23]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72.
[24]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25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93.
[25]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2:182.
[2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239.
[27]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2:1543.
[2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261.
[29]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37.
[3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博物馆，澄城县文化和旅游局.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周芮国遗址[J].考古，2019（7）:46－59.
[3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293－294.
[3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黄陵县旅游文物局，编著.寨头河[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33]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M].北京：中华书局，1963:206.
[3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研究院，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等.戎与狄——陕北史家河与辛庄战国墓地考古报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作者：孙战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原文刊于：《文博》 2024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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